小時候，父親被祖母叮嚀，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免得我有樣學樣，在外頭亂說話，將來被憲兵抓走就後悔莫及了。害得我小時候看到著憲兵服的人，總是故意保持距離。當時，我並不知道什麼是白色恐怖。只是對這些人，有說不上來的敵意，或者是恐懼。
記得學校辦公聽會前，我已經是氣呼呼的。因為除了臨時通知，另外還選在一個晚上的時間，下班的下班，下課的下課。公告還是貼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，好像去的人愈少愈好，但又設在非常大的視廳教室。因為學校建設需要用到投影機，也不過是這樣而已。建築系做出來的模型，除了小，而且不可以靠近。大概就跟進中正廟，卻圍著紅粗繩的感覺差不多。
先是校長，再來是副校長，他們都沒說到重點，時間已經過了大半。終於輪到建築系主任上台，整理了整張畫得滿滿的疑點，問不到幾個，答案不是「規劃中」，就是「同學，這個是假設性問題，我無法回答。」這種答案。我看看那個稱為學生會主席的傢伙，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投票選出他來？他好像也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在現場？開始有點明白，這一切都被決定好了。問再多，都是枉然。丟了一句「你看著辦！」給學生會主席，悻悻然離開還沒結束的公聽會。
誰說公聽會很理性跟開放？根本沒這回事。遮遮掩掩地叫人去聽，官方法說的一個說明會而已。我抱怨了很久，記得吧？一次不夠，又一次。那次是最氣的一次。身為一個建築系主任，知不知道這裡是大學？我們有理、工、商、文，至少四大學院，是台灣第二所大學。他們是很有名，但不是很科學，也沒多理性。我也不歸建築系管，只是原來這個系可以管這麼大？我還真是終於見識到了。
當晚，我很想拆了所有校內建築系蓋的裝置藝術，覺得那一些很像垃圾。你聽我抱怨了很久，我也氣你沒有參與。大概就是這麼回事。
沒忘記，第三分局的高階長官，要求正在為我處理案件的基層員警，不要承辦。好大的官威！當著我的面吃案不打緊，還告訴我，這種小錢，再賺就有了！報什麼案啊？是的，何不食肉糜嘛！我明白的。
由於申訴，兩個便衣來到家裡，對著在家的母親亮出槍，遞上一張我也不知道是誰的名片。告訴母親，教好小孩，好好讀書，不要找麻煩。我拿著那張名片，問電話另一頭說在查案的督察，他說，關於申訴者的人身安全「無法保證」。所以，意思是如果這些警察硬是找我麻煩，其實我是無能為力的？督察很老實地回答「是」，問我還要不要繼續查辦下去？我說：要是你家可能死人，你還會辦嗎？
我放棄了……。
又下雨了。那年，荷槍實彈在路上隨意盤查的軍人，像是殺紅了眼般地怒視著我。我瞪著其中一個看來最兇狠的傢伙。其實，我不是要記住他的樣子，只是想記住那個時刻，曾經有這樣的事發生過。長長的路上到處是軍人，卻沒有戰爭。同時，也存在著另一種形式的戰爭。在台北車站裡，完完全全地像是死了總統般靜默，因為處處是軍人，處處是警察。他們隨時可以把人帶走。
終於，我明白祖母在我六、七歲時叮嚀的內容。如果祖母還在是111歲。後來的我，在這裡，是個冷血人。但唯一沒變的，就是我至少承認自己很冷血。我沒有叫別人去拼個真理，在後頭說「我挺你」，但是一邊根本不管別人死活。這個島上為莫名原因而死的人太多，變節的也不少。
只要記得自己是誰就好。
邏輯？說真的，實驗有用，數學有用。真實而一般的生活裡，幾乎用不到。用筆寫了潦潦草草兩張A4紙，也不過是這些東西而已。很廢？是吧。除非真的死了，否則，這環境下，真的沒什麼秘密。我絕對相信有人可以追到這裡的IP，完全不覺得意外。但我知道目前這附近的警察也不會理我。你也知道，他們早說了，什麼大老闆都沒在管，沒空管我。
我認為那個學生在那種激動的情況下，假如連一句髒話都沒有，稱得上是挺了不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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